1935年6月，一、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，中央与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斗争愈发尖锐。为避免与张国焘部发生同室操戈的可能，9月10日凌晨，中央领导机关果断决定率红1军、红3军证券杠杆网，以及原中央纵队一部组成陕甘支队单独北上。

9月中旬，根据张国焘的命令，红四方面军各部分别从阿坝、包座、班佑地区南下，这其中包括了“草地分兵”时留在红四方面军中的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、第九军团。

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再次穿越草地的南下作战行动，最终使得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，从8万余人锐减到4万人，全军减员超过一半。

本文从纯军事角度，以纯军事观点，讲述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的主要原因：百丈关战役证券杠杆网。

张国焘的南下作战计划下达后，最开始，在红四方面军内得到了部分人的支持，这部分人认为：

对于久困草地的红四方面军来说，“南下成都坝子吃大米”能让部队迅速摆脱饥寒交迫的困境。

1935年10月5日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汇合后，张国焘在卓木堡召开了会议，会上争论得很激烈，但张国焘不顾留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、刘伯承等人的强烈反对，仍然一意孤行，竟然公开分裂红军，另立中央。

红四方面军突然南下作战，最初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，也曾取得过一些战果，但百丈关战役，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。

百丈关战役成为了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的转折点。张国焘率军南下，抛开其他因素，仅在军事战略上就已经把红四方面军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。

张国焘另立中央后，想赶紧打出几个大胜仗，用以巩固自己名不正言不顺的地位。

1935年10月7日，张国焘以“中革军委主席”的名义制定了“绥丹崇懋战役计划”。

战役部署：

王树声率右纵队8个团沿大金川南下，夺取绥靖、丹巴。徐向前、陈昌浩率左纵队16个团沿抚边河南下，夺取懋功、达维。

但缺乏军事地理常识的张国焘，他根本不知道前方的地形是如何险峻。该地区多为深山峡谷，水流湍急，大部队根本就无法展开。

面对如此恶劣的地形地貌，徐向前战前总结道：

“这一仗是山地隘路战，很难打。取胜的关键唯有出敌不意，迅速夺取渡口桥梁和山口要隘。”

战役发起后，红四方面军创造了7天5战，疾进500余里的惊人战例。经12天苦战，击溃川军6个旅，攻下了绥靖、丹巴、抚边、达维、懋功，取得部队南下后第一阶段的胜利。

但这一系列胜利，其实事出有因——

在9月初，红军突破胡宗南纵队封锁后，国军以为红军将要迅速全军北上，没有料到红四方面军竟会单独南下，从国民政府到地方军阀，都认为四川无战事，放松了戒备。

因此，胡宗南部撤回了甘肃，薛岳部也准备掉头去进攻贺龙的红二、红六军团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四川“剿总”司令官刘湘所辖的各路军全部被撤销，一律改为绥靖区。

各路军的总指挥也改任各绥靖区司令官，任务仅是：修筑碉堡，兵工筑路，抚恤流亡、办理善后，训练团队等项。

四川省主席兼四川“剿总”司令官刘湘根本没有想到，红四方面军竟会原路返回，重入四川。

因此，绥丹崇懋战役一开始，毫无防备的川军马上就被红四方面军打得溃不成军，许多川军部队甚至一枪未放，就被前方溃退的败兵裹挟着一起逃亡。

眼见绥丹崇懋战役进行得如此顺利，历来自傲的张国焘愈发轻敌，紧接着便要实施“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”。

10月20日，“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”开始实施，徐向前、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接连攻克宝兴、天全、芦山三县，歼敌3000余人，并控制了大渡河以东、懋功以南、邛崃山以西和青衣江以北大片地区。

部队南下后连续两仗全胜，徐向前、陈昌浩认为：

“应该趁着红四方面军士气正旺之时，而川军无力防御之机，一鼓作气拿下成都。”

但此时的张国焘却又首鼠两端，犹豫不决，他认为红四方面军历经20余天连续作战，急需休整。

10月31日，张国焘致电正在前方准备攻击成都的徐向前和陈昌浩，对继续南下攻击成都提出了反对意见，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马上率部进入西康休整：

“（丁）依各方情形看来，政局将为有利于我之变化，我们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，不可图侥幸和孤注一掷。（戊）如有相当把握，宜由右翼打天全敌之左侧，或由太平、双河间打下去，不宜用重兵出大川，请兄按实况决定。（己）西康为我唯一后路，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。即道孚亦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，康定、道孚若为我有，粮食解决，有宽广后方，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。在敌能守住邛、大、名、天、芦一带碉堡线时，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。”

陈昌浩拿着张国焘发来的电报左右为难，去找徐向前商议，陈昌浩认为：如奉令，则功亏一篑，贻误战机。但若不奉令，又无法对张国焘交代。

于是，部队继续南下，并未回复张国焘的电报。

11月6日，张国焘等不来回电，再次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，电令部队立即转进西康：

“我沿路病号掉队多，各团人员少，一时无多补充，敌力渐集，续攻难图大胜，占地亦难巩固。宜查明沿金川两岸转移兵力即取康、泸办法”。

而此时的形势，无论红四方面军南下攻取成都，还是西进康区体整，都已经无法办到了。因为敌人正在调动大军合围，而红四方面军对此却一无所知。

本已准备转攻贺龙红二、红六军团的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，已在调兵遣将，与川军合围红四方面军，薛岳在军事会议上讲道：

“自古以来成功事业者，都要得到天时地利人和，如今红军天时很坏，严寒将至，岷山已降雪，天寒无衣岂能久踞？论地利，红军所据尽是汉彝杂处的山区，地瘠民贫，作战无粮何以为计。”

根据TipRanks数据显示，该分析师近一年总胜率为40.0%，总平均回报率为0.4%。

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入川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也在会议上讲道：

“毛北上，张南下，这显然是分裂征兆，必然会影响战斗力。

兵力一分散，加之久战疲惫，同心协力的条件已不存在，又加之弹药不足，虽滇川军屡败让他们得到一点弹药，也不能久战。

红军防线北自大邑、邛崃，南至荥经、汉源，区区一个方面军，数万之众扼守300里以上防线，已到了强弩之末，久之必败。”

而红四方面军对此却估计不足，徐向前、陈昌浩率部攻克天全后，7日复电张国焘，先汇报了战果，然后陈述了继续南下的理由：

“目前这带粮房人烟极多，村落大于巴川，群众正纷纷回家，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与扩大红军，物质基础很好。

如能深入工作，人或物补充较易。集中兵力在此作战，甚有把握。

如马上进西康，补充难，减员大，力分散，对二、六军团之配合亦无力。”

对于南下攻击，还是西进休整，建国后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：

“战役过程中，红军以主力西取康定、泸定，还是东扣名山、芦山，发生了不同的意见。

张国焘要我们重点夺取康、泸，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，在西康地区发展。我和陈昌浩商量，觉得还是按原定的作战计划，重点加强左翼的攻击，夺取天、芦、名雅地带为上策。

一是这带人烟和粮房较多，部队易于得手，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，可获更大补充，过冬不成问题；

二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、六军团较近，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。如果重点向西康发展，则人粮补充不易，气候寒冷，过冬困难，不利策应二、六军团转战。

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，我们遂挥军向名山、邛崃地区进击。”

张国焘之所以最后会取消了西进命令，转而同意徐向前和陈昌浩攻取成都的意见，在很大因素上，是想用一系列的胜仗，向全体红军证明，红四方面军南下是正确的。

红四方面军继续南下，却不知前面的百丈关已被敌军重兵布防，一张围堵的大网已经形成，正对红军队伍张网以待。

11月12日，红四方面军百丈关大仗前夜，由于四方面军刚攻下天全、芦山，取得的战果比预想的还要大。

张国焘给已经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发去一份电报，洋洋得意地讲道：

“继绥丹崇懋战役、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获取大胜，天全、芦山亦取得超乎预想之战果。

此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，奠定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，驳斥了南下不利的胡说，配合长江一带苏区红军坚持游击的发展战略，是进攻路线的胜利。

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，立即扩大苏区和红军，并将详情电告”。

这是张国焘分裂红军，另立“中央”，以最高领导人自居后，发给中央的第一封电报。电文末尾，张国焘竟然要求中央向他进行工作汇报。

陕北中央在回电中对红四方面军即将面临的恶劣形势提出了警示，并再次明令张国焘：

“你们战况及工作情形，应随时电告党中央”。

在此之前，已亲临重庆的委员长率大批中央军骨干，对川军进行整编，裁撤冗余，充实建制，并补充了武器弹药，川军战斗力得到明显地提升。川军在雅安、天全、名山一带严密布防，决心和红四方面军决战。

薛岳所部，以及部分空军部队已抵达川西前线。

刘湘更是发布《告剿匪官兵书》：

“凡有临阵退缩，畏敌不前，或谎报军情，作战不力者，一律军前正法。

其余各级官兵倘有违令者，排长以下由连长枪决；

连长由营长枪决；营长由团长枪决；团长由旅长枪决；旅长由师长枪决；师长由总指挥依法严办。

如有努力作战，不顾牺牲者，无论各级官兵，均由总指挥随时注意考察，从优奖励。”

过去，川军内部虽也一直存在派系之争，经常窝里斗，但这次不同了，川军从上至下达成共识：红军一旦进入川西平原，就是川军末日的来临。

此时的川军空前团结，各派系联合起来，准备与红四方面军展开决战。

川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郭勋祺师、范绍增师在名山、百丈一线布防。其他川军部队一共出兵80个团，有的充为一线，有的驻防二线作为预备队，已将红四方面军继续南下的通道全部堵死。

11月17日下午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向驻防黑竹关的廖泽所部发起攻击，旅长廖泽亲临前线，在碉堡里督战：

“这里是我们死守的阵地，人在阵地在，不能后退，也无可退之地。后面就是邛崃总指挥部，后退的官兵，手枪队可将其就地枪毙！”

廖泽带着他的手枪队在前沿督战，当天被其亲手击毙的溃兵就有20余人。其后，该旅再无逃兵，死战不退。

11月18日，川军在整个百丈地区全线反攻，百丈关决战就此拉开序幕。

在薛岳炮兵部队和空军的掩护下，6个旅达20个团的川军向红30军、红31军的阵地发起猛攻。并以每人20块大洋组织了数百人的敢死队，几番攻入红军阵地，双方展开白刃战。

11月19日，整整一天的恶仗，方圆数里内的山丘沟壑尸横遍野。

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部，眼见部队伤亡过大，已经到了强弩之末，果断命令部队撤往九顶山、天台山和莲花山的二线预设阵地建立防线。

百丈镇就此落入敌手，攻取了百丈镇的川军，二线的预备部队就有了战略空间，十几个团一下子就推进到了一线前沿，敌军兵力大增。

11月21日，徐向前眼见敌众我寡，给张国焘和陈昌浩发去电文：

“25师、88师兵力已疲劳，且减员很大，前面地形辽，布置极难，暂失集兵乘胜大灭敌良机，敌力已集在援救地区，与之死拼恐无益有损。”

百丈一带，地势开阔，便于部队集结，敌军在十余里的前沿上得以全面铺开，齐头并进对红四方面军发起了总攻。

特别是刘湘的第21军，倾其所有，将全军的英制路易式轻机枪，全部调拨给了担负主攻任务的两个团共36个连。红四方面军的阻击部队，被敌人的火力全面压制，别说反击，就连头都抬不起来……

11月22日，红四方面军防守的阵地被全线突破，被迫撤出天全、芦山防线。

天全、芦山一失，红四方面军就无险可守了，失去了可以依托的险隘，再打下去就毫无意义了，不得不且战且退，实施战略转移。

百丈关战役，红四方面军的参战部队有红4军、红9军、红30军、红31军、红32军和妇女独立师，一共6个师计17个团，兵力2万余人。

至部队撤出时，伤亡过半，余部约剩万余人。

此仗过后，红四方面军再无继续南下的作战能力。

最终，全军西进，经懋功、丹巴进取康定、甘孜，力争能够在这一地区休整补充，筹集粮食，等待与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合，伺机北上，三过草地，归附陕北中央。

百丈关战役，张国焘一意孤行的南下战略宣告失败。该役，也成为了红四方面军由盛而衰的转折点。